陈国作为一个面积不过两三个县的小国，使得楚国前前后后对它展开了三次灭亡的战争，而且，两个实力极不对称的国家竟纠葛了整整一百二十余年……

很多人说，小国在霸主的阴影能够长期不败，其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礼”的秩序支撑。

那么，这个“礼”指的是什么？

«——【·发动战争以礼，师出有名·】——»

《论语·子路》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能发动一场何种规模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礼”的合理运用。陈楚两国当时算是盟友，陈灵公被司马夏徵舒所杀，楚国借口盟友被杀而出兵伐逆，名正言顺。

事实上陈国孱弱，却占据着淮水流域这一重要的战略通道，一直是楚国的向北扩张的重点目标。

早在公元前642年，楚国就曾以陈背叛会盟为由伐陈，当时楚国完全有能力灭陈而据之，但仅仅以背叛盟约为由就吞并一个国家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当时楚国只占了两座城池就退兵了。

一直到15年后国君被杀这种大逆不道行为的出现，楚国才找到了充足的借口发动一场足以灭国的战争。正如《礼记》谓之“师必有名”，楚国每次灭陈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公元前534年陈国再次内乱，公子留为争世子位同司徒招等人引发政变，太子偃师被杀，陈哀公上吊而死，楚国乘机再次灭陈（后楚平王篡位后为笼络人心又使陈复国）。

公元前479年，楚爆发白公胜之乱，陈当时已投靠吴国，此刻见楚内乱以为有机可乘，把楚国之前的以礼相待忘得一干二净，竟不自量力地前去侵略楚国。次年楚惠王平乱，随即北伐灭陈。陈泯公见利忘义的无礼之举最终为自己引来了灭国之祸。

可见春秋时代征战不但必须师出有名，而且战争的规模、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礼的制约。

«——【·进行战争以礼，利用民心·】——»

《左传》载“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国家不能以“礼”治国则“生乱”，讨伐的一方善加利用这一点往往能取得胜利。陈灵公荒淫无道，在位仅两年就被其私通女子的儿子所杀，可见陈国的朝政败坏到了何种地步。

《诗经·株林》曾对他频繁出城与夏姬幽会的伤风败俗举动大加讽刺。据《国语·周语》中记载，单襄公路过陈国，见陈国一派破败的景象，而国君竟在饮酒作乐，不理政事。

单襄公后来对周天子称，他的越礼行为达到了“废先王之教、弃先王之法制、蔑先王之官、犯先王之令”的地步，并预言陈国必亡。

《吕氏春秋·似顺》记载，荆庄王（荆为楚旧称，秦国文献为避庄襄王“子楚”名讳多称楚为荆）见陈国弱小，却大举囤积粮食、修筑军事设施，这种穷兵黩武、不恤民力的做法必定使得陈国“民怨上矣”“民力疲矣”，于是下定了“兴兵伐之，陈可取也”的决心。

礼是一国内政秩序的窗口，更是国家外在信誉的体现。与战国不同，春秋时期各国结盟一般没有以公子为质的习惯，主要靠信誉支撑。而像陈国这样礼治败坏的国家很难让人相信它有信誉可言。《国语·周语》称“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

陈国表面的无礼实则是朝政的无能、国君的无耻，这样的政权谁也不敢相信它会讲忠信仁义，出手相助它今后也未必会感恩。

所以夏徵舒弑灵公而自立之际，既不见盟友出手相助，也不见亲戚出面干预，活生生地给了楚国一个灭陈的机会。可见一国的内政不合理，必定导致民心尽失、亲戚叛之，这样敌国也就有机可乘了。

«——【·赢得战争以礼，张弛有度·】——»

《司马法》称：“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也。”——趁人之危而发动的战争是不能服众的，必须适可而止。陈国虽小，但位居“三恪”地位尊崇，在中原诸侯间的姻亲关系也颇为丰富，齐、晋等国为实现霸业也时常拉拢陈国。

楚国趁陈内乱之际趁虚而入本已是不义之举，若再顺势兼并陈国则更于礼无据，还可能引来中原诸侯的联合讨伐。

《史记·楚世家》记载，申叔时对楚庄王最初企图兼并陈国的做法十分不满：“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楚国是蛮夷出身，急需中原各国的政治认同、文化输出，所以最终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迅速使陈复国，只是“乡取一人（即从陈国各乡带一人回楚国）”作为战利品。

楚庄王使陈复国的仁义之举赢得了各国的赞赏，《左传》称之为“君之义也”；而从中原带回的一批移民也为楚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社会文化，提升了楚国的社会文明程度。29年后，楚共王再次以陈违背盟约为由而伐之，恰逢陈成公去世，楚国又一次摆出了“礼”的姿态，遵循“不伐丧”的原则“闻丧乃止”。

此时社会舆论就完全倒向了楚国。《左传》道“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楚彭名侵陈，陈无礼故也。”

这种舆论上的有利地位事实上为楚国第二次灭陈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可见即使获取战争成果也不可完全凭借武力，而必须依礼行事，方能取得最佳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效果。

«——【·统筹战争以礼，依势而为·】——»

《商君书》指：“礼者，所以便事也”——礼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兵家“依礼”是为了“用礼”而非作茧自缚。

楚庄王伐陈表面上处处依礼，实则依国力和政局：楚15年前不灭陈，是担心破坏联盟；见陈为政无德而攻之，是认定陈国力空虚；后来又使陈复国，是怕诸侯忌之。

礼只是力有不逮背后的托词。《老子》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语道破了礼的真谛：礼是浮于表面的、流于形式的、可任意改动的。

兵家看似依礼而谋，事实上根本无礼可依，因为先秦的“礼”从来就没有过固定的含义：国力未至时“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国力强大时“兴甲兵以讨不义”；怕挨打时“卑让，礼之宗也”；想打别人时“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

既然怎么说都“礼”，那不妨怎么有礼怎么说。楚庄王深谙此道，不仅在对陈国的军事行动中以“礼”为掩护节节逼近，更创造了法理上的总体优势地位，奠定了楚国的称霸根基。

反观陈国，“礼”虽然最终没能帮他逃避灭亡的命运，却给了他整整一百多年的喘息机会。越王灭吴不过二十年，秦孝公收复河西仅用了十余年——漫漫百年之期，若善加利用，一个小国完全可以成就一番霸业。

可惜陈国没有抓住机会，他们天真地以为“礼”能永保国祚，殊不知礼背后的社会形势在变、支撑礼的原因也在悄然变化，今天的“吉礼”或许正在为明天的“凶礼”埋下祸根。

陈公不审时度势，只是浑浑噩噩地“享礼”而不懂得积极作为、抓住机会“用礼”。灵公之后，陈国的六位君主要么碌碌无为，要么一如既往地声色犬马，耗尽了历史留给他的所有机会，最终走向亡国。

六百年后，司马迁执笔这段历史时不禁痛心疾首地发出感慨：“舜之德至矣！”可见，“礼”是多元化的，是要为我所用的。

今天我们的国际社会跟春秋时期有高度的类似：冷战结束后各政治集团争相主导国际秩序，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抬头，公开叫嚣“美国优先”公然撕毁国际条约、肆意破坏国际法，而联合国莫能制止，大有“礼崩乐坏”之势。

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注重运用法理手段据理力争，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要加快强军步伐——两手齐抓、双管齐下，才能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礼”就是规则。看似无强制力，实则各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遵守；看似 诸侯肆意越礼，实则都在费尽心思地谋求合礼；看似“礼崩乐坏”，实则处处是礼。从楚庄王伐陈一役，就完完全全的能够看出军事行动中礼的重要性。